陆志刚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 (一)
答陆志刚是上海市第六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下是关于他的详细介绍：职务与职称：陆志刚担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内科教学主任，在医学教育和临床工作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学术地位：他是中华医学会上海心血管专病委员会的委员，动脉粥样硬化学组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上海市心脏介入质检中心的稽查组成员，显示出他在心血管疾病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临床经验：陆志刚在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处理急性心梗合并心源性休克、顽固性心衰、顽固性高血压和急性肺栓塞等复杂病例。介入治疗专长：他不仅在诊断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还擅长进行介入性治疗，如冠脉造影检查、冠脉介入治疗、肾动脉狭窄介入治疗、肥厚梗阻性心肌病以及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等。学术贡献：陆志刚发表了多篇专业论文，并参与了两部考译专著的编撰工作，为心血管疾病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六院心内科主任沈成兴：新冠患者99%可排除心肌炎 (二)
答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沈成兴。资料图
近期，新冠病毒导致心肌炎的病例个案，引发全民关注。由于年轻人是心肌炎的易感人群，他们也更担心新冠感染和康复后并发心肌炎的风险。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沈成兴接受澎湃科技记者采访时指出，国外研究显示，新冠患者中心肌炎的发病率在2‰～4‰。绝大部分心肌炎都可以自愈，重症率极低，且早期治疗效果也很好，反而应警惕“心肌炎恐惧症”，导致新冠症状加重。
沈成兴说，近期其所在心内科每日门诊量在三四百人，其中一半左右患者都是新冠感染后寻求检查排除心肌炎的，“可以说99%都可以排除，这个比例我觉得还是蛮令人欣慰的。”在他接诊的新冠患者中，有四例确诊心肌炎，大部分症状轻微，主要表现为心动过速，一例重症病人也已康复出院。
新冠相关心肌炎，未必两周后才发生
流行病学统计显示，新冠疫情前，估计全球心肌炎发病率为每年十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一，20至40岁的青年人和男性是高危人群。而美国疾控中心数据表明，男性、50岁成人以及16岁以下儿童是新冠相关心肌炎的高危因素。
一项纳入欧美人群的回顾性国际队列研究纳入56963例新冠住院患者，明确诊断或很可能是心肌炎患者的患病率为2.4例/1000例患者，如果将可能是心肌炎的病例也包括在内，患病率为4.1例/1000例患者。患者的中位年龄38岁，61.1%为男性。韩国的一项研究纳入181656例住院患者，在随访期间，心肌炎/心包炎的发生率为0.08%。
“很多病毒感染都会影响心肌，从而造成心肌炎，如果在新冠感染后出现心肌炎，两者之间通常存在直接联系，因为要排除其他的因素也很困难。”沈成兴表示，新冠引发心肌炎的直接证据，是在心肌活检中发现病毒颗粒，或者其中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明显增高，“但后者的相关性和特异性也未必很强，在现阶段临床上几乎不会使用这种方式去确认。”
沈成兴介绍，新冠相关心肌炎的发病机制分两种：一种是新冠病毒在体内复制繁殖，虽然以呼吸道为主，但也可以攻击其他所有器官；另一种是在抗击病毒过程中，人体自身免疫细胞可能产生炎症风暴，也会造成其他器官损伤，心肌损伤就是其中之一。“前一种发病机制不占主要地位，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此我们也要尽量警惕。”
有专家认为，新冠发病后两周左右容易得心肌炎，沈成兴并不认同，“时间上没有那么明确，一周之内都有可能发生。”英国的一项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在一般人群中，新冠病毒感染后每百万人中有40起额外心肌炎事件，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后1-7天心肌炎发病率比为21.08，8-14天IRR为11.29，15-21天IRR为5.36，21-28天的IRR为3.08。
沈成兴指出，这是因为新冠感染后病毒就可以攻击心肌，而且心肌炎存在个体易感性，不排除个别人会发生爆发性炎症。而相应地，如果一个年轻人在25岁之前从未因感冒引发心肌炎，也就不必过分担心患上新冠相关心肌炎。
心肌炎可自愈，注意多休息
沈成兴介绍，临床上要诊断新冠相关心肌炎，首先要确定病毒感染，其次要排除心肌梗死等其他心脏疾病。“心肌炎的表现主要是心慌、气喘，通常胸痛的表现不如心肌梗死那么剧烈。两者的表现有时候很难清楚鉴别，但大部分年轻人患心肌炎的概率更大。”
要确诊心肌炎，首先需要验血，心肌损伤的标志物有心肌酶和肌钙蛋白，这两个指标增高，提示有心肌损伤，还有心衰的标志物BNP，也会增高。影像方面，需要做心脏彩超，可能出现心脏扩大或收缩力减弱，心电图可以提示早搏、ST段改变、心动过速等表现。心肌磁共振则可以看到心肌壁的水肿，这是心肌炎确诊的“金标准”。
沈成兴说，目前绝大部分情况下，心肌炎是可以自愈的，主要的方法就是休息，减少心肌耗氧量。但这也不意味着患者只要等着自愈即可，“我们还是主张到医院来看一下，确认病情，在医生指导下治愈，越早诊治越好。目前心肌磁共振预约时间要久一点，而简单的血液化验、心电图、超声都很好做，当天可以完成，千万别等一两个礼拜再做，那有的人就来不及了。”
而针对重症患者，可以使用激素和抗病毒药物治疗，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情况下，才考虑心脏支持，比如ECMO或IABP，“这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心肌炎早期治疗效果都很好，新冠相关重症心肌炎发生率应该小于千分之一。”
“前段时间还没有新冠大流行的时候，我们接诊了一位重症心肌炎患者，就是普通病毒感染造成的。”沈成兴强调，新冠病毒只是所有可以引起心肌炎的病毒中的一种，“现在大家感觉新冠相关心肌炎的重症率相对更多，其实只是因为感染的基数变大了。”
警惕“心肌炎恐惧症”
12月25日，德国研究团队在Nature旗下期刊《SignalTransductionandTargetedTherapy》发表一篇论文，发现在由iPSC分化而来的人心肌细胞中，奥密克戎BA.5变异株的复制能力和损伤人心肌细胞的能力强于BA.1变异株，类似于德尔塔变异株。科学家也特别指出，该研究是在离体人心肌细胞中开展的，在人体内是否存在这个现象，还需要研究进一步探索。
对此，澎湃科技记者咨询了一位致力于心脏疾病机制研究的研究员，他对于文章结论持保留态度，“iPSC分化的细胞很不成熟，和真正的心肌差别很大。”
沈成兴则认为，新冠病毒主要感染呼吸道，而不是心肌，对呼吸道和肺部影响明显更重，而且其他病毒也都能感染心肌，并不是说感染心肌就代表毒株毒力更强，“目前这方面证据还不足。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和普通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引起的心肌炎要重多少，从国外的文献报道来看也是的。”
沈成兴提出，现在反而要警惕“心肌炎恐惧症”，为此浪费大量精力和钱财，反而造成问题。比如他前几天收治的一位32岁的年轻小伙，新冠感染后已经转阴，但自称“手不能动，心跳124，少尿，出血”，为自己贴上了“肾功能衰竭”和“血小板减少”的标签，网上查了后越发自认为已是“心肌炎重症”，不收治住院就会随时出现生命危险，来不及抢救。
即使检查发现肌钙蛋白指标是阴性，他也拿出上网搜索的结果坚称，“有一种重症的人，肌钙蛋白就是阴性。”让沈成兴哭笑不得，“其实我认为他不需要住院，他心脏功能是好的，心脏跳得快很可能是因为紧张，到了夜里测的就是正常的。”
“新冠病毒感染，呼吸道受累，本身就会有胸闷、气喘、心悸，不能归因于心肌炎，反而交感神经紧张和兴奋，导致心肌耗氧量增加，会加重新冠症状。”沈成兴提醒年轻患者，病毒感染后一定要注意休息，在恢复期也不宜剧烈运动，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心肌损伤后的严重情况发生。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在哪儿? (三)
答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位于徐汇区宜山路600号，靠近钦州路。这所医院拥有多个重点专科，包括骨科、内分泌代谢科、皮肤科和心血管内科。这些专科在各自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声誉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如果您计划前往该医院就诊，可以选择多条公交路线抵达。如89路、93路、224路、205路、830路、927路、122路、252路、909路、732路等公交线路均可到达。医院周边交通便利，便于患者和家属前来就诊。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以其专业的医疗服务和先进的医疗设备而著称，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体验。无论是骨科手术、内分泌疾病的诊治，还是皮肤问题和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医院都具备强大的技术力量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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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倩｜在追问中逼近事实 (四)
答四 九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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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倩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领军人才、优秀学科带头人，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上海市糖尿病临床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慢病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糖尿病专科分会主任委员。
主要从事肥胖、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临床研究，先后主持国家 科技 部、上海市科委、上海市教委及上海市卫生局等基金项目多项。获得国家 科技 进步奖、中华医学 科技 奖、上海市 科技 进步奖及上海医学 科技 进步奖等奖励。 临床擅长：糖尿病、肥胖的病因诊断与个体化治疗；甲状腺、肾上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我关注的是科室的医疗安全，临床新技术、新方法的规范合理应用，同时，我希望我们的同事都有一双火眼金睛。内分泌代谢医生，要善于从别人忽略的数字中发现线索，找到潜伏的病因。有些指标的细微变化看似无关紧要，但有可能隐藏着隐患，理清其中的关系很重要。”
包玉倩，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领军人才、优秀学科带头人，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上海市糖尿病临床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慢病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糖尿病专科分会主任委员。擅长糖尿病、肥胖的病因诊断与个体化治疗；甲状腺、肾上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问诊时，她的脑海里有一张图。不停发问，不停追问，她要试图问出所有细节，来完成诊断的最后一块拼图。“内科医生凭逻辑推理，基于病史做出最终判断。所以，问诊技巧、体格检查很重要，让病人信任更重要。”
这一点她有切身体会，做小医生时，同样的问诊，与主任的问诊后相比，病人给出的回答不尽相同，沮丧过后她明白，这是小医生必经之路，信赖是靠时间积累的，由浅白变得厚重。“我以为，医患相处是缘分。那么多家医院，那么多同行，他偏偏坐在你面前，那你就得珍惜这一面之缘，解决他的病痛。”
从心内科转到内分泌代谢科，当初是因为有人告诉她“很轻松”。在心内科十多年，见惯了生死时速，在死神镰刀下抢人的她，想做个“轻松一点”的医生。“是的，的确轻松，那是与心内科天天能见到生死离别相比。”她呵呵笑道，“哪有可能轻松啊！临床，教学，以及繁重的科研任务。团队就像一列动车，每一节车厢都有驱动力，每个人都被推着跑。”
六院内分泌代谢科是国内较早开展糖尿病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单位，是我国糖尿病分子病因学的发源地之一，是我国糖尿病研究领域成果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单位之一，亦是公认的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糖尿病研究和诊治中心。“感谢项坤三院士和贾伟平教授把学科带到如此高度。学科在糖尿病、肥胖症和代谢综合征的病因、发病机制、诊断、治疗、监测、预防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这种学科工作，我既感到非常荣幸，但也很有压力。”
她犹记得2002年第一次代表学科，参加在香港湾仔会展中心的国际会议，“在 住地 呆了两天，没出过门，关在房间里大声背诵英文讲稿。我讲的内容是上海糖尿病及其相关疾病的患病现状。”天气晴好，透过宽大的落地长窗，她望见金紫荆广场上流连忘返的游客，维多利亚港的碧波荡漾，还有对岸的尖沙咀。可她却无心欣赏。“当时满脑子想的就是不要给学科丢脸，反复琢磨发言后的提问环节会被问到哪些问题，该如何应对？直到顺利过关，才如释重负地去街区转了一圈，这毕竟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啊……”
夫妻都是医生，她的女儿也选择了从医这条路。她说很遗憾，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缺少陪伴。不过，女儿四岁开始学弹琴，她盯得很紧，扔下一句话，你自己喜欢的，就必须坚持，不允许半途而废。“她要学会同自己相处，最终要成为天际的云雀，我并不想让她成为音乐家，只是锤炼她的个性。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要朝三暮四，轻易放弃的性格会贻误一生。她不知哭过多少回，但没用，擦干眼泪，继续弹。”
“很久以前，我并不认为自己会做医生，也许我会是一个好的教师，那是我高考志愿的首选。即便是学医，我也会想象老师如何给学生上课和出题。选择了现在的职业与岗位，只有奋勇向前，不能后退。其实，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
在包玉倩的学生时代，她对未来并没有太多想象。
也许想过进学校当老师，也许想过进工厂当技术员，最终从医也仅是因为家长对于这个职业的期许。“家里没有医生，父母说让我去读读看，兴许就能考上。”
在那个时代，似乎所有人对自己将来的命运，并无太多理想的色彩。
1963年包玉倩出生在上海，恢复中考后读了两年高中理科班后考大学。“考进大学就是达到了人生的第一目标，不管是什么学校。” 跟随命运的安排，她进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第一届六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大概是随遇而安的性格所致，包玉倩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和反抗。“既然安排我去学医，那我就好好学。我读书是用功的，能够沉下心来，安之若素，也不好高骛远。”这六年间，包玉倩慢慢对医学有所了解。直到临床见习问病史、写病历，才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很好。
在大学里，提到包玉倩，同学们的第一反应是成绩优异。“读书的效率很重要，有一年冬天，考试当天正逢下雪，寝室所有同学早上6点全都到教室里去复习，就我没去。人家说我心态好，我只是觉得这样没必要，临时抱佛脚也没用。那时候学校有一幢楼叫“拼命楼”，整夜不熄灯，但我不去拼命。”很好地安排规划自己，尽最大力气做好认准的一件事，大概是包玉倩学生时期就学会的最重要的素养。
大学毕业之后，包玉倩留校，同时面临专业和医院的选择。“大学分配的时候，我是班级成绩好的学生，我知道自己动手能力不强，身体也单薄，所以就选择了内科。” “其实，心内科是我从医生涯的第一站。”包玉倩笑道。
“能够进入六院心内科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出于对心内科的喜爱，她做了十年的心内科医生。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心内科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学科之一，我国心脏病学创始人之一，著名心血管内科专家董承琅教授是首任主任。陈万春教授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科主任。国内第一部心脏病专著《实用心脏病学》（董承琅教授主编）就诞生在这里。
包玉倩坦言，这十年对她的职业生涯影响深远，“就是这十年，使我真正学会了怎么做一名医生。那时想法单一，就是尽全力治病救人，别无它念。心内科病人病情重，变化快、风险大，可以说，全面的临床医疗技能是在心内科期间学会的。我总觉得，如果没有实践，把书本翻烂都没有用，看到病人照样心里没底。”
在包玉倩身上，教学相长这个词体现得尤为深刻。由于当时选择留校，她具有兼职教师的责任，也一直有着带教任务。“我自己刚做医生，就要带学生了。所以只能整天去看书，温故而知新，自己看明白才能去教学生。”
那时候，她是一个小医生管数个住院病人，再分配给她几个实习学生跟着。包玉倩去查房的时候，就要和学生讲解，她就在这样的忐忑中不断完善自己。“那段经历很难得。因为我是带教老师，较早地承担了上大课的任务，还得过一个奖，也是对我的鼓励吧。早在大学的课堂上，我就爱琢磨——不管老师水平怎样，我会想，如果这堂课让我来上，我会怎么讲，如何讲的既不枯燥乏味，又通俗易懂；甚至如果我来出卷，我会出什么题。”
心内科的老主任对她十分看重，手把手教她写病例，逐字逐句地帮她修改，“印象特别深的是写临床论文，他首先会找来参考文献，告诉我为什么要写？新意在哪里？内容应该如何编排？获益匪浅。”
1999年，出于各种考虑，包玉倩转到内分泌代谢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是上海市糖尿病临床医学中心、国家重点学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也是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上海市糖尿病重点实验室所在地，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内分泌代谢专业博硕士点。该学科是国内较早开展糖尿病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单位，是我国糖尿病分子病因学的发源地之一，亦是我国糖尿病研究领域成果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单位，是公认的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糖尿病研究、诊治中心。在我国著名糖尿病及分子遗传学专家项坤三院士及贾伟平教授的领导下，学科在糖尿病、肥胖症和代谢综合征的病因、发病机制、诊断、治疗、监测、预防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并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包玉倩来到内分泌代谢科有她的思考。“是贾院长启发了我。她说内分泌代谢科大有可为，这在之前我是未曾意识到的。而且，内分泌代谢和心血管之间联系紧密。对我来说，做过心内科医生了，再去其他科室应该都可以胜任。当然，首先是因为对内分泌代谢科产生了兴趣，诊断过程如同破解迷局一样。”
包玉倩说，到了内分泌代谢科以后，她最大的收获是临床技能得到提高，临床思维进一步拓展。“我现在搞的科研都是和临床、病人紧密联系的——当然，我们这里有最好的平台，很多医生科研做得好，病也看得好。”
在内分泌代谢科18年，她最骄傲的有三件事：转型快、临床技能充分发挥和科研工作训练有素。
“鞭策和压力让我更快地成长。”包玉倩坦言。
包玉倩认为，医生要做科研，但关键是选择哪一种科研。“如果在人群中发现了问题，对症研究，对一个临床医生技能的提高是很有用的——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包玉倩的科研工作主要聚焦在肥胖及其相关疾病，在国内采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牵头开展多中心研究，首次建立了中国人群中心型肥胖的精确诊断标准，以及相应的简易指标腰围切点，该腰围切点已被写入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成人体重判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3版、2017版）；首次提出了在中国人群中应用糖化血红蛋白诊断糖尿病的新标准，研究结果发表在2010《British Medical Journal》，同期杂志配发了专家述评，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补充方法。首次在国内建立了测定机体胰岛β细胞分泌功能的精确方法—高葡萄糖钳夹技术，揭示了中国人在糖尿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胰岛素分泌功能减退的模式；创建了以病理生理功能诊断为指导的高效的糖尿病个体化治疗方案，在国内外首次报道了应用代谢组学研究糖尿病药物的疗效机制；首次在国际上发现了血清A-FABP 水平腹内脂肪聚集程度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是中心型肥胖及冠心病的独立影响因素，对中心型肥胖及冠心病的重要预警价值，获得2014年度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糖尿病研究奖。
不过，让包玉倩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2年在香港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那时，我们学科在上海率先做了糖尿病及其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贾教授带领团队做了6000余例人群队列。当时香港有一个会议，科室里就派给我任务：要在会议上用英文发言，阐述结果。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压力巨大——我的英文口语能力不强，要代表学科亮相，当时心里首先想到的是不能给科室丢脸。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背了2天稿子，尽力做到每个单词发音准确，并设想了许多同行会问的问题，好在没出什么纰漏，涉险过关。”
与内分泌代谢病打了近二十年交道，包玉倩认为，诊治内分泌代谢病能够训练医生的思维能力。“最后的诊断很考验人的。在各种化验指标的循环往复与此消彼长中，练就医生的本领。从与病人的交谈中理清重要信息，把关键问题找出来瞬间就恍然大悟了，你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都很难。例如，有病人就因为吃过不规范的药物和保健品，指标发生了变化，但是有的医生可能不会想到这一点。我的体会是在一次次问诊与回答中，准确抓住有用信息。这里的关键是：心细如发，责任使然。”
《旧唐书》有载：医者意也，在人思虑。这一点，在内科医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包玉倩觉得，要达到这个“意”字，医生和病人首先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这是深入沟通的前提。多数慢性病不能完全根治，只能控制，应该给病人更多的指导和安慰。
她喜欢特鲁多医生墓碑上的话“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中文译为：“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唐晔：大家都说内科医生就像一个侦探，这句话您怎么理解？
包玉倩：确实如此。在别人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现象，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小变化，其实背后隐藏了很多内分泌的疾患。例如诊处理急性心肌梗死病人，以前总是先要把生命抢救回来，让生命体征平稳下来；至于病人检验指标的细微波动（诸如血电解质中的钾离子变化、尿常规里某一个指标变化等）关注度并不高。现在发现，这些现象背后，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些很可能就得从内分泌代谢的角度进行思考。很多内分泌代谢病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如果看到病人相对稳定以后，对某些指标、体征忽略的话，日积月累就可能酿出大问题来了。内分泌代谢科，需要从每一个细节中了解病人的情况，所以，不能轻易放过小细节。这种对细节的感知力，来自于专家、前辈的言传身教，来自于实践中的千锤百炼。
唐晔：六院内分泌科已经到了一个高峰，您做科室主任的时候，做了什么改变呢？
包玉倩：我们学科确实发展得很快，两位带头人（项坤三院士和贾伟平院长）的学术高度、广度和深度令人钦佩。他们对学科建设非常尽心，我也就心里踏实了。我做科室主任以来，谈不上什么改变，只是认真踏实地协助二位带头人，带领好学科团队，营造好学术氛围而已。
唐晔：慢病对医生和病人都是一种考验，您一般怎么让病人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的呢？
包玉倩：理解病人很重要。很多内科疾病是不能治愈的，但是你要给他信心。实际上，重塑一个人的生活模式是很难的。三个月、半年可以，但坚持一两年甚至终身尤为艰难。所以，就需要用真诚的态度作有效的沟通他树立改变自己的勇气。通常，我会和病人商量一个阶段性目标，一个目标接续一个目标，循序渐进。比如“近期目标是什么”，“最好是怎么样”，“底线是什么”。
唐晔：您在科室平时怎么给大家学习培训呢？
包玉倩：每个月安排一次晚上业务学习，或是请国内外专家介绍最新进展，或是大家轮流担任讲者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边学习边讨论，时常可以碰擦出火花。另外，每周安排一次小讲课，放在早上交班之后，针对近阶段碰到的问题学习交流。我们每周一次的疑难病例讨论很有特色，要求主管医生系统整理病史资料，查找文献，梳理思路，做出诊断、列出诊断依据、进行鉴别诊断，提出治疗方案。这是科室每周三上午雷打不动的传统，医生能从中得到锻炼和培养。
我们还保留了教学查房的传统，所有的带组医生都要承担教学查房的任务，每周四上午，按照要求带教住院医生、进修医生和实习医生，我觉得，一个好的临床医生一定也应该是一个好老师。
唐晔：您的用药、治疗特点是什么呢？
包玉倩：规范化、个体化。
唐晔：您现在最关心什么？
包玉倩：医疗安全，这是要严格把关的。早上交班的时候，我很用心关注，整个病区的病情我都清楚——哪位病人出院、入院；某某患者发生了什么、现在需要怎么处理、处理到什么程度了，我都会关心、关注。
唐晔：2018年您对科室有什么展望呢？
包玉倩：首先是要保持医疗安全与质量；其次是开展临床新技术。第三就是临床研究。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医生，除了做好临床医疗工作之外，科研也是必须的。
从上文，大家可以得知关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河北邢台爱家心理咨询中心的一些信息，相信看完本文的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协律网希望这篇文章对大家有帮助。
